我和夫人宁馨是在钱塘江畔、秦望山麓，从相识到相恋的。我中学生时参加地下党，当国际学联代表来华调查“于子三事件”时，以杭高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出席座谈；50年代初由省教育厅选送入学，恰好与从宁八中考入的宁馨同班。不知是缘份还是气质相适，我俩初次见面就有曾经相识的感觉，我说：“我好像见过您。”“我也一样，”她的脸涨得绯红。接着的爱情故事令人魂牵梦萦，但当时是非常“政治化”的，抱着保尔·柯察金式的恋爱观。如1954年暑假，我提出“在和平环境里，要时刻准备着”，组织17名同学野营拉练到莫干山，而宁馨是女生的骨干。看到她头戴草帽，脚穿解放鞋，背着背包奋步向前的飒爽英姿，黑夜攀登山顶的无畏胆魄，我深深地爱上了她。
宁馨从小喜欢骑自行车，是省大学生运动会自行车万米赛女生组冠军。节假日我俩常骑车“比翼双飞”，到郊外风景区谈理想、谈人生、谈学习。有一次，在赴会途中我不慎踏入枯水期西湖的烂泥潭，越挣扎越往下陷，她抓住岸边的柳树枝奋力将我救出困境；按约定时间，我俩赶紧骑车到一位老同学家参加原杭高地下党同志的聚会，那时他们都是杭州的市级机关干部，看到我从鞋袜到裤脚沾满污泥的狼狈相，大家开怀大笑，有的说：“今天有‘王子历险记’可以叙说了。”也有人对宁馨说：“我们这位富有冒险精神的老同学，今后要请您多多细心照料了。”对我俩在充满朝气的大学环境中，如胶似漆的爱情生活，他们更多地表达了赞许和称羡。当我俩毕业后结婚时，被亲友赞誉为“金童玉女”。
1957年，我出于青年共产党员对理想事业的诚挚，敏锐、大胆地提出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即刻坠入深渊，我家面临严重的考验。宁馨所在单位的个别领导，一面压她和我彻底划清界线，“何必跟子江苦一辈子呢！”一面又悄悄对她说，他现在的家庭生活不幸福要离婚，他会善待她和孩子的。当时我想，祸是我闯下的，甘愿独自承担苦难，违心地对她说：“我们分手吧！只要你过得幸福，我比什么都高兴。为了孩子的前途他只能跟你过，请把孩子的姓改掉，一切都拜托了。”她一下子愣住了，问：“你不爱我了？”我把她的手贴着我的心：“只要它在跳动，我永远爱你。”即刻，两人抱头痛哭。稍停，宁馨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们永远不分离！”于是，她以立场模糊的罪名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。
三年困难时期后，有一次我因工作劳累、营养不良，病倒在单位里。宁馨从农村搞社教回来，晚上不见我回家，第二天就赶到单位来找我，我已看了病服了药，但身体虚弱不宜移动。她就把她单位发的营养品拿来，喂药喂食劝慰我不要急燥，悉心服伺了三天，直到我能起床回家。她所表达的真挚感情，使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深受感动。
在艰难的岁月，我俩并非只有辛酸和苦涩，也有克服困难的喜悦、取得成绩的欢乐和对融洽家庭生活的珍惜。
1979年初，当我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时，收到在中央工作的一对老战友的信：“得到喜报，非常高兴。宁馨同志可称得上是你的患难之交、忠实伴侣。她的品德我们很钦佩。在此，向宁馨同志致敬！”此后，我主持一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，多次率团往来美、日，近60岁时又创建了一所大学出版社；宁馨也重返高校筹办新系。
离休后，我们曾双双赴美探望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儿，花甲之年的我3个月经4次路考后拥有了平生第一张驾驶执照，加上我们粗通英语，拓宽了活动空间。不必全赖繁忙的儿女而沦为“洋囚”，我们夫妇俩自己驾车从纽约行至加拿大多伦多，在异国度过了迷人浪漫的结婚纪念日。我和夫人宁馨是在钱塘江畔、秦望山麓，从相识到相恋的。我中学生时参加地下党，当国际学联代表来华调查“于子三事件”时，以杭高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出席座谈；50年代初由省教育厅选送入学，恰好与从宁八中考入的宁馨同班。不知是缘份还是气质相适，我俩初次见面就有曾经相识的感觉，我说：“我好像见过您。”“我也一样，”她的脸涨得绯红。接着的爱情故事令人魂牵梦萦，但当时是非常“政治化”的，抱着保尔·柯察金式的恋爱观。如1954年暑假，我提出“在和平环境里，要时刻准备着”，组织17名同学野营拉练到莫干山，而宁馨是女生的骨干。看到她头戴草帽，脚穿解放鞋，背着背包奋步向前的飒爽英姿，黑夜攀登山顶的无畏胆魄，我深深地爱上了她。
宁馨从小喜欢骑自行车，是省大学生运动会自行车万米赛女生组冠军。节假日我俩常骑车“比翼双飞”，到郊外风景区谈理想、谈人生、谈学习。有一次，在赴会途中我不慎踏入枯水期西湖的烂泥潭，越挣扎越往下陷，她抓住岸边的柳树枝奋力将我救出困境；按约定时间，我俩赶紧骑车到一位老同学家参加原杭高地下党同志的聚会，那时他们都是杭州的市级机关干部，看到我从鞋袜到裤脚沾满污泥的狼狈相，大家开怀大笑，有的说：“今天有‘王子历险记’可以叙说了。”也有人对宁馨说：“我们这位富有冒险精神的老同学，今后要请您多多细心照料了。”对我俩在充满朝气的大学环境中，如胶似漆的爱情生活，他们更多地表达了赞许和称羡。当我俩毕业后结婚时，被亲友赞誉为“金童玉女”。
1957年，我出于青年共产党员对理想事业的诚挚，敏锐、大胆地提出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即刻坠入深渊，我家面临严重的考验。宁馨所在单位的个别领导，一面压她和我彻底划清界线，“何必跟子江苦一辈子呢！”一面又悄悄对她说，他现在的家庭生活不幸福要离婚，他会善待她和孩子的。当时我想，祸是我闯下的，甘愿独自承担苦难，违心地对她说：“我们分手吧！只要你过得幸福，我比什么都高兴。为了孩子的前途他只能跟你过，请把孩子的姓改掉，一切都拜托了。”她一下子愣住了，问：“你不爱我了？”我把她的手贴着我的心：“只要它在跳动，我永远爱你。”即刻，两人抱头痛哭。稍停，宁馨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们永远不分离！”于是，她以立场模糊的罪名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。
三年困难时期后，有一次我因工作劳累、营养不良，病倒在单位里。宁馨从农村搞社教回来，晚上不见我回家，第二天就赶到单位来找我，我已看了病服了药，但身体虚弱不宜移动。她就把她单位发的营养品拿来，喂药喂食劝慰我不要急燥，悉心服伺了三天，直到我能起床回家。她所表达的真挚感情，使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深受感动。
在艰难的岁月，我俩并非只有辛酸和苦涩，也有克服困难的喜悦、取得成绩的欢乐和对融洽家庭生活的珍惜。
1979年初，当我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时，收到在中央工作的一对老战友的信：“得到喜报，非常高兴。宁馨同志可称得上是你的患难之交、忠实伴侣。她的品德我们很钦佩。在此，向宁馨同志致敬！”此后，我主持一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，多次率团往来美、日，近60岁时又创建了一所大学出版社；宁馨也重返高校筹办新系。
离休后，我们曾双双赴美探望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儿，花甲之年的我3个月经4次路考后拥有了平生第一张驾驶执照，加上我们粗通英语，拓宽了活动空间。不必全赖繁忙的儿女而沦为“洋囚”，我们夫妇俩自己驾车从纽约行至加拿大多伦多，在异国度过了迷人浪漫的结婚纪念日。
